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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数据详解企业税负 衡量轻重不能以偏概全

[日期:2016-12-29] 来源:中国经济网  作者: [字体: ]

  关于企业税负的讨论,已跳出简单的税负高低之争,更多是从税制、税费关系、非税综合成本等方面入手,全方位、深层次地思考如何降低企业税费“痛感”,更好激发实体经济活力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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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一席谈,引发社会舆论对企业税负的关注仍在发酵。“此次税负争论,确实有点不同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说。这是因为有关部门、学界、业界的大讨论,已经跳出简单的税负高低之争,开始从税制、税费关系、非税综合成本等方面入手,全方位、深层次思考如何降低企业税费“痛感”,让税收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。

  税制不同 加重税费痛感

  姑且不论统计口径是否严谨,对于产生“中国企业综合税负高于美国”说法的原因,不少专家均认为根源在于中国的税制结构不同于美国。

  中国以间接税为主,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企业,美国则以直接税为主,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个人。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来看,我国企业承担了90%以上的各种税费,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%。“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,决定了我国税负从整体上可能高于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,企业承担较多税负的实际,又决定了企业对税费痛感更加敏感。”杨志勇说。

  认识误区、统计口径偏差,也会对企业“税收痛苦指数”造成误导。比如,所谓“中国综合税务高于美国35%”,就是将除了“正经”税收以外的用能、土地、保险费等综合成本,全当成税来计算。专家表示,确实有西方国家宽口径计算企业税负,将一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入算进去,但国家之间税制不同,税基不同,很难生搬硬套别国口径。

  还有一种认知误区,认为“税率是多少,企业就承担多少税负”。其一,这一说法忽视了税负转嫁因素。“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转税,依附于价格,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,可以实现转嫁,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,并非负担者。”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说。

 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举例称,如果销项税是100元,进项税是20元,应纳税是80元,就说这80元是企业税负并不准确。“实际上,100元销项可以转嫁到客户。此外,我国并没有要求购买方一定要负责进项税,那20元进项税也可以转嫁。80元应纳税额从现金流来看,企业并没有完全负担。”她说。

  其二,应抵尽抵,能有效对冲税负。“增值税是中性的,在其链条上对产业、行业、企业都是有利好导向作用,改革需要完善的就是增加抵扣链条。”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说,一方面要增加可抵扣的范围,另一方面尝试留抵税额当期退税。

  收费不降 影响减税效果

  “公路超载这么多年都根治不了,为什么?”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树民笑言,正是沿途收费多、物流成本高,部分车辆只得铤而走险通过超载来争取利润空间。

  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不规范收费给企业运行带来的负担。“有些地方政府的收费项目可谓五花八门。我曾作过一个统计,就房地产行业而言,相关收费就达97种。不少企业分不清楚,会把这些费统统当成税。”张连起说,这些随意性高、不规范性收费,带给企业的负担,远高于统一征收、较为规范的税。比如,一些地区行政审批前置的各类技术审查、评估、评价等存在中介服务项目多、收费额高,企业甚至抱怨“如果不找中介根本就通不过评估”。

  在张连起看来,降费最应该关注的还有行政性事业收费和各类政府性基金。比如,排污费、水土流失防治费、林地补偿费、社会抚养费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。比如,国家规定凡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,按其差额人数全额征收保障金,这个比例是在职职工人数的1.5%。“格力员工近8万人,要安排上千位残疾人就业才能免缴保障金。可在当地根本没有那么多残疾人,外地的残疾人又不大可能舍近求远来格力就业。”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,由于安排的残疾人数不达标,企业每年都要缴纳数千万元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,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

  “对企业而言,税费感受是紧密相连的。如果税减下来,但是费没降下来,企业仍会觉得负担过重。”张连起说,要消除企业税费“痛感”,清费尤为迫切。

  “应该加快推进清费立税进程。”李万甫说,加大费改税力度,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、基金项目改为税收;在大力推进税制改革的进程中,适时将某些收费项目并入到税改方案中,统筹实施;在构建财税体制框架结构中,通过费改税,健全地方税体系,确保地方财源稳固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收费项目并非越少越好,政府提供的普遍性服务要通过税收来筹集资金,但对特定企业、个人提供的非普遍性服务,让一般纳税人来提供资金是不公平的,应向特定收益人收费。举例来说,企业或个人办理护照,需发生护照印制、加装防伪标识、技术研发等费用,应由企业和个人来弥补成本。再比如,个人丢失身份证需要补办,就应自行负担相关费用。

  多措并举 降低综合成本

  “当前,‘逢税必批’成了一个社会现象。事实上,这涉及中国自古以来对赋税的深层次认识问题。”岳树民说。

  被广泛指责的税负,其实并非企业经营压力上升的主因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,体制与机制不畅,才是造成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。“目前我国发电企业产能过剩闲置,企业用电成本又很高,双方都有降低电价的需求。但当前电力体制却使这个问题长期难以解决。再比如,有些企业抱怨借贷成本高,根本原因是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,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。”他说。

  此外,在不同时期,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。“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,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高、利润丰厚,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。在经济下行时期,企业面临产能过剩、劳动力成本提高、附加值降低、利润变薄等诸多困难,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。”刘尚希表示,对一些企业来说,经济下行造成融资、人工、能源等成本不断上升,政府减税幅度不能覆盖其盈利缺口,税负容易成为“靶子”。

  “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负力度,同时,也要综合考虑民生刚性支出和财政可承受能力。无论是精准扶贫,还是养老、医疗、社保等,都要有稳定的财力支撑。减税,不能误伤民生。此外,企业自身也要多方施策,降低综合运行成本,不能只寄望于减税降费。”张连起说,引导企业家正向预期也很重要,对内,要稳住民间投资,对外,要控制大型资本外流。

 

  在刘尚希看来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定调,未来还会进一步降低税费,这就相当于是给市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。“至于具体怎么减、哪个税种减,还要等待具体政策出台,这需要综合比较、反复权衡。从长远来看,减税相对容易,更难的是推动配套的经济社会改革,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。”他说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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